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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赠文物占据了上海博物馆的“半壁江山”,捐赠者中都有哪些人?

发布时间:2019-10-28 17:46:24
[摘要] 本文刊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8年第15期,原文标题《文物捐赠,上海博物馆的“半壁江山”》,严禁私自转载,侵权必究。当时的上海市长是陈毅,他对文博事业的支持,让上海博物馆的筹建有了保障。在捐赠之外,

这篇文章发表在2018年第15期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上。文章的原标题是“捐赠文物,上海博物馆的一半”。严禁未经许可转载,侵权行为必须受到调查。

20世纪50年代初的上海博物馆

1952年12月21日,上海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。博物馆位于南京西路325号,新古典主义的“欢乐谷”建筑,在1949年以前,这里曾经是有钱有势的人交往的地方。也正因为如此,建筑的内部结构满足了展厅的需要,展厅足够大,足够高。开了一些房间后,二楼和三楼成为博物馆的陈列室。

上海博物馆的文物收藏从零开始。博物馆的初衷不是建立一个地方博物馆,而是建立一个中国古代艺术国家博物馆,这意味着收藏品的数量和质量必须达到国家标准。当时,上海的市长是陈毅。他对文化和体育活动的支持确保了上海博物馆的筹备工作。解放战争期间,陈毅命令作战部队在挖战壕时注意收集和保护地下文物和零散文物。在第三野战军负责此事的历史学家李亚农的领导下,共收集和保存了2853辆“两辆卡车”文物,成为第一批进入上海博物馆的文物。

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社会捐赠成为文物的重要来源。据博物馆统计,1950年15人捐赠了443件物品,1951年138人捐赠了13,403件物品(223次),1952年36人捐赠了602件物品(40次)。这栋建筑的临时主人胡惠春、潘达、顾公雄和沈同岳,这对捐赠云楼书画收藏的夫妇,都把他们的家庭收藏捐赠给了近年来在建的上海博物馆。

上海文物保护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9月17日,由李亚农任主任,徐森宇任副主任。徐森宇曾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和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。他在全国文化艺术界有很大影响。上任后不久,李亚农和徐森宇找到了一群收藏家。在战争年代,这些爱国收藏家不愿意把珍贵的文物卖给古董商出口国外,但也想尽一切办法防止外国侵略者和小偷的掠夺。解放后,他们家里的大部分文物不得不经历许多困难才能保存下来。

王松·沈的《姜妍堆叠图》(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)

政府鼓励收藏家捐赠,部分是通过财政补贴。除了捐赠,博物馆还将设立收购专项基金。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,上海瓷器收藏中的九个汝窑中,有两个是上海画家兼收藏家吴湖帆的旧藏品。其中一个汝窑板以6000元的价格购买,高于当时的预算。”许森宇去找财务总监要钱。如果没有,他就去市长陈毅的办公室打桌子。他说财务总监没有给他钱,市长陈毅打电话给财务总监。许森宇给了他想要的钱,他不会盲目地花。”现在这个汝窑板很难用价格来衡量。

在上海博物馆的收藏史上,私人捐赠有两个高峰。一个是上述刚刚经历过战争的50年代初,另一个是刚刚经历过“文化大革命”的80年代。进入20世纪90年代,捐赠热潮消退了。随着文物越来越多地与资本联系在一起,捐赠对收藏家来说变得不太现实。目前,尚波只有两个人负责捐赠工作。主要的工作不仅仅是捐赠,还包括维持以前的捐赠关系,以博物馆的名义关注他们的生活。这些捐赠者越来越老,一个接一个地离开。然而,文物仍然在这里,永远讲述着每个捐赠者的故事。

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捐赠中,胡惠春是第一个在1950年捐赠268件瓷器的人,这些瓷器都是非常珍贵的明清官窑。这批文物为尚波陶瓷的收藏奠定了基础。

胡惠春是上海著名金融家、中南银行前行长胡必江的儿子。他把自己的收藏命名为“临时建筑”,它来自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他“对自己遇到的事情感到满意,暂时从自己身上获益,并很快变得自给自足。”他的收藏品主要是瓷器。陈可伦说:“胡惠春的瓷器质量很高。他非常挑剔。每次他收到一个更好的,他会替换他认为不完美的。因此,他的收藏质量越来越高。”胡惠春的女婿范吉荣回忆说,他的岳父曾经见过一对古代玄月瓷瓶,其中一个因为有点缺釉而拒绝成双购买。卖方愿意半价出售有缺陷的,但胡惠春只买了完美的。

他的收藏的另一个特点是它需要配对,这样才能展示得更漂亮。他会尽最大努力寻找颜色相似的物体来匹配原来的。他还会不断寻找一些颜色匹配的罐子,或者仔细设计底座和定制盒子。现在上海博物馆已经开设了一个“临时建筑陶瓷博物馆”,展示胡惠春的瓷器收藏品。在这里,你可以看到一对金代蓝色釉碗,一对明代德化窑白色釉杯,一对清雍正景德镇窑釉下红色三鱼纹碗...成对收集。

胡惠春收藏的清代官窑几乎是一部杰作。在胡惠春捐赠的藏品中,景德镇仿大汝窑碗(一对)和清代雍正景德镇仿官窑双耳扁瓶都是仿单色釉的佳品。

在向上海世博会捐赠了第一批文物后,胡惠春去了香港定居。在香港,他做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——帮助中国政府收回分散在海外的王勋的“袁波领带”和王献之的“邱忠领带”。这两件书法作品和王羲之的《冰雪上的青铁》(现藏于故宫博物院)曾藏于甘龙三溪会馆,被称为“三xi铁”。在“第二个希望”流出紫禁城后,它被袁世凯手下的一个红人郭世武拿走了。郭世武死后,他的儿子郭昭君接替他躲藏起来。北平解放后,郭昭君把“希尔”带到台湾,想高价卖给台北的“故宫博物院”,但价格太高。郭把两张海报带到香港,并把它们抵押在一家英国银行,以贷款为生。鉴于贷款即将到期,如果不能及时赎回,将照常拍卖。当时,许多海外收藏家都盯着这两个帖子。一旦拍卖,他们就不知道去哪里了。胡惠春得知此事后,秘密担保了这两个帖子,然后被国家买回并送回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柯宇二丁捐赠者潘大宇

在捐赠者的姓名墙上,潘大宇的名字出现了七次。从1951年他第一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到去世,潘达代表苏州潘石向尚波捐赠了近1000件文物。

清代中后期,潘家曾是苏州的一个大家庭。他们被分成两组:一组是住在达鲁巷的“福盘”。这个家族的大多数后裔都从事商业或金融工作。另一个住在新家庭巷,几乎所有的世代都在朝廷担任官员。它被称为“桂盘”。头号学者潘施恩是“昂贵的潘”中最有前途的一个。他经历了甘龙、嘉庆、道光和咸丰四个朝代。道光帝统治时期,他当了将近20年的首相。虽然他的成绩平平,但他有着杰出的知识。嘉庆参与了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。

潘大禹是“桂盘”分支的后代。潘达原本姓丁。1923年,18岁的她嫁给了潘的家人。潘灵儿是她的丈夫潘景程的曾祖父,但就在她结婚几个月后,潘景程因病去世。“潘大宇”这个名字也是在这之后产生的。从那以后,她承担起了保护家族企业的责任。

收藏界曾经有句谚语:“海有三宝,潘家有两宝。”“海上三宝”是指清末出土的三件青铜器——毛丁公、大丁可和大丁羽。后两个都在苏州的潘家,这显示了潘家在当时青铜收藏中的地位。大可鼎高93.1厘米,重201.5公斤,口中饰有动物面部线条,腹部饰有光滑的波浪线。它是西周晚期(萧帝统治时期)一个名叫柯的大贵族铸造的,用来祭祀他的祖父。达丁羽和达丁可差不多大,内壁刻有铭文。这支笔又粗又简单,它的风格有力又威严。晚清时期,金石学和书法处于鼎盛时期,这些碑文的写作风格备受追捧。

达丁可和达丁于进入潘家与潘达的祖父潘祖印有关。潘祖印是晚清官员,与左唐宗交朋友。据《海上收藏》庄严刊登的考证,左唐宗被任命为陕甘总督时,曾访问过陕西大禹定。他想起了对他很好的老朋友潘祖印。他知道潘祖印喜欢青铜器,所以他被买来送给了他。至于大坑是怎么到潘家的,通常的说法是“1890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,天津柯家买的”。他(潘祖印)用一大笔钱从高家买下了它”。在戴德被抓的同一年,潘祖印死了。

大丁可(上)(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)和大丁于(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)

经过多次波折,潘祖印的弟弟潘祖年死前委托潘达保管这两个鼎器皿。与此同时,他还交付了几代潘家大大小小的财物和文物。当潘达接手这个沉重的负担时,他也接手了八个字的规则:“小心守卫,不要让任何人看到。”

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,潘达尽了最大努力将两枚鼎保存完好。潘大宇的长孙潘余一现年73岁。他向本报回忆道:“我们年轻的时候,还住在苏州的房子里。这些珍宝被存放在房子的后翼。平时没人会去那里,也没几个家庭成员知道房子里有什么。奶奶在房子里堆了很多垃圾和碎片,门窗都被钉死了。后来,我得知有两个大鼎,许多其他小青铜器和一些古董字画。”

1949年5月,苏州和上海相继解放。三个月后,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并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法律和政策。1951年7月6日,从苏州移民到上海的潘达写信给华东军事政治委员会文化部,希望把她家的一些文物捐赠给国家。她写道:“813战争期间,日本侵略者入侵苏联,经过多次尖锐的搜查,幸运的是城墙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,没有被洪水洗劫,但房子里的所有财物都被洗劫一空。我认为科玉大定是全国的重要文物。它应该被永远保存和保存。”她希望这两个鼎“能被广大观众看到和研究,从而显示出祖先学习的初衷。”

然而,与书法、绘画和其他艺术品不同,柯玉的两个鼎又大又重。在当时的条件下,要把它们从苏州的老房子运到上海并不容易。上海博物馆已经任命了重要人员负责运输,考古学家陈孟佳也是如此。当时,陈孟佳在清华大学教书。他碰巧在上海度假,并作为额外的专家顾问一起去了苏州。潘余一仍然记得当时的老房子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亮了,两个大鼎仍然放在后翼房间里。虽然它们满是灰尘,但状况良好。陈孟佳和几名工作人员在一栋破旧的房子里呆了两个晚上。他们准备好木板,制成大板条箱。他们用厚棉绒包裹着两个鼎,并用草棉垫紧紧地包裹着它们。他们被妥善包装并通过铁路运输到上海。

在当年10月19日的颁奖仪式上,许森玉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这两个鼎,叹着气说:“这(大丁可和大丁于)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艺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。他们的学术价值堪比毛泽东、丁公、石三和郭箕子。与小丁于和小丁可相比,他们真的很不一样。”到目前为止,达科廷一直守护着上海博物馆,1959年达科廷被转移到中国历史博物馆(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),成为国家博物馆的瑰宝。

潘余一说奶奶非常信任博物馆。她觉得没有比博物馆更适合作为这些珍宝的“家”的地方了。尤其是战后,安全是这些文物犯罪所需要的保障。在三年的自然灾害期间,一家人在苏州的老房子里发现了一个大手提箱。手提箱里装满了家族旧收藏品中的印章和玉器。把它带到上海后,她把它给了奶奶,奶奶又选择把它捐给博物馆。1951年第一次捐赠后,潘达陆续向国家捐赠了大量文物。它们现在分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馆。除青铜器外,还包括其他器物和许多元明清书画,如洪仁的《山水画卷》、倪鲁园的《山水花卉图集》和沈周的《西湖风景图集》。

2007年,潘达去世,享年101岁。她有她一生中最大的愿望之一,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再次见到dak ed和dayuding在一起。因此,2004年2月,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只有两个展品的特别展览。尚波从北京国家博物馆借走了达丁于,两个分开近半个世纪的丁磊又相遇了。

1959年3月,“沈同岳先生等捐赠云楼书画展览”在上海博物馆展出。

2002年2月,上海书画博物馆研究员凌丽忠(Ling Lizhong)刚刚进入博物馆工作,很快就赶上了“顾公雄一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通过云楼书画展览”。这是一个以捐赠者为中心的主题展览。1959年,尚波还举办了一个主题相同的捐赠展览。主要人物都来自云楼。

铁瓶巷(Iron Bottle Lane),穿过云楼,隐藏在苏州昌门,是吴中顾家的居所。这个家族的收藏可以追溯到清末的古文滨。他一生都很喜欢古书画的收藏品,所以他在苏州的家乡专门建造了云楼和怡园来存放这些珍品。楼院建成的第六天,古文滨辞去了浙江宁邵台道的官职,回家专心学习这些老人书画作品。晚年,他编纂了10卷《郭云楼舒华记》,其中包括250卷自己收藏的著名字画。当他的孙子顾石林到达时,国云楼已经有1000多幅书画收藏,其中许多是中国美术史上最好的。顾石林在《国云楼书画续写录》中记载,国云楼绘画达到全盛时期。

后来,当家族灭亡,战争爆发时,这些古董字画被视为家族财产的一部分,分为四部分。顾公雄和沈同岳参加了这次活动,包括300多幅书画。1951年,奄奄一息的顾公雄决定:“让我们把我们的字画收藏捐给国家。”沈同岳和他的五个儿子遵循了最后一个愿望,在1951年和1959年两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308件书画收藏品。因此,在国云楼书画收藏中保存较好的一批书画得到了最好的去处。上海世博会副馆长陈克伦告诉我,当这个家庭第一次捐款时,上海世博会给了这个家庭两亿元的奖金。当时,一万元相当于一件,差不多是两万元。后来,在抵抗美国侵略和援助朝鲜的战争中,家人把钱捐给了朝鲜。

研究员凌理忠说:“国云楼的藏品非常珍贵,因为它主要由宋元文人画组成。自元代以来,文人画一直是中国绘画的主流。云楼发现了赵孟頫、董其昌、沈舟、唐寅和清初六位文人画代表的作品。他们自己的收藏系统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文人画史。这300多件作品为尚波的书画收藏奠定了基础。”

其中,赵孟頫的《吴兴清远图》是书画部最重要的作品之一。这幅画描绘了作者家乡吴兴以外的风景。在这幅画的底部有一大片空湖。中间的群山连成一个乐队。随着微妙而丰富的变化,如起伏、开合、蜿蜒的山峰,几艘叶舟在湖的中央荡漾,使它清晰而宽广。赵孟頫结合唐宋遗风和文人雅士,开创了元代山水画的新天地。这项工作是模型之一。

目前永久性的书画展览每六个月更换一次。进入三楼的绘画大厅,元代绘画在大厅的左侧。张渥的《九歌九画》正在展出,这是本次展览的“亮点”,也来自云楼旧藏。《九歌集》有五米多长,描绘了屈原的形象和楚辞《九歌》中的人物和故事。张渥以他的线描人物画而闻名,它用线条来描绘人物的轮廓。他的写作能力流畅、潇洒、优雅、有力。与赵孟頫的文人画不同,张渥代表了元代绘画的另一个方面。

举办捐赠文物展览不仅是对捐赠人的一种感谢和敬意,也是以捐赠人为中心的学术研究。凌丽忠表示,整理和研究这些作品和收藏者是每个主题展最重要的意义之一,给研究者们一个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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