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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的,我就代表中国文化”

发布时间:2019-10-27 15:56:56
[摘要] 《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》一书源自我近年开设的“中国古代礼仪文明”课程。胡适看到钱先生穿中国的衣服,就挖苦说:你能代表中国文化?钱先生理直气壮地说:“是的,我就代表中国文化。”中国的母文化与中国历代先

《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》一书源于我近年来开设的《中国古代礼乐文明》课程。我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之一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明,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,并善待我们的母亲文化。

在第一堂课上,我将解释钱穆先生的一些名言。

我想和大家分享钱穆先生《国史纲要》的序言。在清华上课期间,我将在每堂课的第一堂课上解释一些著名的单词。抗日战争时期,钱穆先生自己写了《国史纲要》。在回忆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时,钱先生说,空袭警报当时经常被昆明西南联合国大会听到。当警报响起时,每个人都疯了,跑到野外,跑到防空洞。钱学森的《国史纲要》是在这样一个经常发布警告的特殊环境中写成的。

我特别强调钱先生,因为他不是书呆子,也不是为个人名利奋斗一生的所谓学者。他把自己的学术和国家生存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在北京大学时,胡适的手下都穿着西装,一对外国教授,钱先生用中文,陈寅恪先生和王静安先生用中文在清华。胡适看到钱先生穿着中国服装,讽刺地说:“你能代表中国文化吗?”钱先生理所当然地说,“是的,我代表中国文化。”那时候说这样的话需要勇气。

《李越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》,彭林著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《国家历史纲要》标题页上的文字是我的座右铭。这些段落内容如下:

在阅读这本书之前,请有以下信念:

首先,当相信任何国家的国民,特别是那些声称他们的知识超出地平线的人,应该对自己过去的历史有一点了解。否则,至多只是一个有知识的人,而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。

二、所谓对自己过去的历史了解一点,特别是必须伴随着一种对自己过去历史的温暖和尊重。否则,我们只知道一些外国历史,不能说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。

三、所谓对自己的过去历史有一种温暖和尊重,至少不会对自己的过去历史持有激进的虚无主义,也就是说,认为自己的过去历史没有什么价值,也不足以满足他。至少我们不会觉得我们现在正站在历史的最高点。这是一种肤浅而傲慢的进化论观点。然而,我们所有的罪恶和弱点都要归咎于古人。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文化谴责。

4.当人们相信越来越多的国家必须让本国国民为上述条件做好准备时,他们的国家将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。否则,这种改善相当于被征服国家或次殖民地的改善,与国家本身无关。换句话说,这种进步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。它是自身文化的萎缩和消亡,而不是自身文化的转化和发展。

应该对中国的母亲文化有热情和尊重

这四段有严格的逻辑。作为一个国民,如果你不知道你国家的历史,即使你有知识,你也不应该被称为一个有知识的国民,因为你没有履行你作为一个国民的义务。中国的母文化与历代中国祖先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。它是我们的祖先一代又一代创造的。因此,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母亲文化有热情和尊重。当我们阅读外国历史时,不容易有温暖和尊重,因为它们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。如果一个人不尊重自己的历史,他所读的就等同于外国历史。

什么是“极端虚无主义”?也就是说,中国的历史是完全黑暗的,没有地方可以满足它。它认为自己站在历史的最高点,历史上没有人比自己更好。表面上看,这似乎是一种进化,但实际上,这是一种肤浅而傲慢的进化。那些持有“极端虚无主义”的人认为他们站在了历史的最高点。他们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归咎于孔子。

事实上,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的侵略性,与孔子无关。其他国家也是如此。例如,德国的古典哲学非常发达。康德、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是哲学大师。后来德国走上了法西斯道路。然而,没有一个德国人说德国走上法西斯道路是因为康德和黑格尔。德国人仍然为其历史上的古典哲学感到骄傲。

然而,我们中国人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孔子。表面上,我们知道如何思考和有意识地思考,但实际上我们在逃避责任。中国人应该做好现在的工作,不要总是逃跑。为了振兴中华民族,第一步是振兴文化。文化的振兴需要大量具有民族自尊和文化意识的知青。

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拥有稳定的标准文化。

我们现在想呼吁的原因是,在过去的一百年里,我们的母亲文化已经严重丧失。我并没有拒绝外国商品,但我强调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拥有自己坚实的文化,然后吸收外国文化的优势。但我们的情况并非如此。

自1840年以来,中国标准文化的丧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关头。如果我们不努力建设一个标准的文化,变得越来越强大,相反,我们认为它不够西方化,那么历史悲剧就可能发生。

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中国人的礼仪、文化和基本道德。归根结底,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民族文化中最好的东西,找到我们的民族精神,然后领导我们的民族向上。钱先生的话,我在清华开始的第一堂课上就讲了,感叹我一句一句地讲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听他们的,但那是我所能做的。

作为一名大学教师,我站在讲台上,只能说出我的立场。出乎意料的是,一个学期后,清华新闻传播学院有一个叫李强的学生。他回到家乡山西,写了一篇名为《八村志》的调查文章。一天,我碰巧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,说有人采访了李强,问他觉得写《农村八大志》怎么样。他说:“这是因为钱穆先生的一段话,彭先生在第一堂课上用深深的感情一字一句地解释了这段话。我震惊了!这篇文章成了我写《八章一村》的座右铭。“当时,我深情地看着它:我终于没有白说了!听讲座的500名学生中只有一人影响了他的生活,这就足够了。我希望将来有更多的人能承担这一责任。

(作者是清华大学教授。本文摘自《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》

这篇文章发表在2016年9月5日的《北京日报》上。最初的标题是“善待我们的母亲文化”

资料来源:《北京日报》

作者:彭林

制片人:刘丽芝

编辑:袁昕

流程编辑:吴越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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